【摘要】這位癡迷天文學七十載的老人認為，一個30歲左右的杰出科學家在他的“主領域”做出“成名的貢獻”，那么也許在他24歲左右就已投身這一領域。所以，孩子十六七歲時，能否得到“走進科學”的機會至關重要。
82歲的鄧希賢像往常一樣來到一間老居民樓的小屋，把準備好的材料碼整齊放在桌上，等候來自杭州向他咨詢“挑戰杯”競賽事宜的師生。就在這一天，“神舟十號”正上演著“太空課堂”，這位從事科普工作25年、已經退休在家的老教授卻沒有時間收看這一科普教育活動。
小屋里最多的就是一堆堆參賽材料，材料的主人是高校領導、老師、學生和家長，他們是造訪此處的常客，目的通常也只有一個，讓鄧希賢“指點”以能夠在比賽中脫穎而出。“挑戰杯”競賽所帶來的榮譽和背后的利益，讓參賽者把這位有13年“挑戰杯”評委經歷的老教授的“指點”當作“圣經”。1997年，65歲的鄧希賢老教授退休。這位生理學教授，曾擔任國家南極研究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生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為我國的醫療事業操勞了大半輩子。不論是提出高原性心臟病新的分型方案和診斷標準，為青藏鐵路奠定下必不可少的基礎，還是參加中國南極考察隊長城站的科學考察，或者培養出的數十位研究生，鄧希賢所取得的成就和榮譽都能讓他度過一個舒適平靜的晚年。
但鄧希賢卻因為天文學家王綬琯的一次邀請，徹底放棄了“退休”的念頭。這位癡迷天文學七十載的老人認為，一個30歲左右的杰出科學家在他的“主領域”做出“成名的貢獻”，那么也許在他24歲左右就已投身這一領域。所以，孩子十六七歲時，能否得到“走進科學”的機會至關重要。在他的邀請下，鄧希賢和他一起發起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并全程參與俱樂部的活動。這一參與，就是二十載。
從籌辦“諾貝爾科學獎百年展”，到錄制諾貝爾科學獎電視專題片，再到擔任包括“挑戰杯”在內的全國性競賽活動評委，鄧希賢對于科普事業的熱情絲毫沒有因為年齡而減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從知之，到好之，到樂之，現在反而越來越有樂在其中的感覺。”
“其實科學并不難，創新也并不難，但學生有時候缺少一點‘另類思維’，” 鄧希賢認為，這是一種“前無古人、不合潮流、違背共識、挑戰權威”的精神。
他最擔心的就是，如今的孩子“不會提問”：滿堂灌式的教學把科普變成了科學史，“沒有把創新的理念提煉出來”，孩子就不會質疑，不會思考。也因此，諾貝爾獎獲得者盧瑟福的故事常被他掛在嘴邊——
盧瑟福不僅自己獲得諾貝爾獎，他培養的學生中也有近10人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他每天去實驗室巡視，看到學生只埋頭做試驗就質問他：“你用什么時間來想問題？”每每有學生向他咨詢，盧瑟福也會先問：“對這個問題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鄧希賢也是如此，面對急著趕來北京咨詢他“我的作品應該怎么改”的學生，他常常反問，“你這個作品的創新點到底在哪里，自己想清楚沒有？”
“學會提問”是鄧希賢反復要求學生做到的，“沒有學會提問就不可能培養創新思維，拿比賽來說，不多問自己幾個為什么，怎么應對評委老師的提問？”
有時候，學生拿著上百頁的材料來找他輔導，他直接打回，要求學生刪減一半再來找他，“評委在30個小時內要看完十多個作品材料，哪里有時間一字一句去看？”因此他要求學生務必將重點和創新點提煉出來。鄧希賢說，第九屆“挑戰杯”獲得一等獎的作品——“恐龍滅絕的可能分子機理”，全文才不過6頁。
而到了終賽階段，每個作品都有自己創新的地方，關鍵就是展示部分了。“有時候看著學生講不出來，就像茶壺里倒湯圓——倒不出來。”鄧希賢感到惋惜，到了最后階段，就是細節決定成敗，雖然獲獎名額有限，但他相信參賽的過程對于學生來講就是一種收獲。
然而，讓他更為擔憂的是，如今的一些科技比賽變了味兒，原本最應該受到重視的備戰過程卻演化成了“只問結果”的堆積和拼湊。
前不久向他吐苦水的一支參賽隊讓他印象深刻，學生不解為什么自己在省級賽中還保持第一名的成績，到了終賽就沒有結果了。鄧希賢無奈，“比賽不是成果展示會，追求高大全反而掩蓋了學生團隊的創意和創新，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參賽過程中學生創新思維的提高。”
科研習作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出成果，而是對實際生活有所幫助，能夠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但現在的趨勢讓鄧希賢苦惱，“如今有些學生為了得獎，把摻雜其他人成果的研究作品上交，自己的貢獻卻并不明顯”。
盡管鄧希賢從不拒絕每一個來訪的師生，但有一類人卻讓老教授皺起眉頭——家長。他指著房間一角說，家長來的時候，角落里都能堆滿禮品盒，“他們太功利了，急著讓孩子拿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