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需要精心地管理經營，是因為學校是促進和建設有序社會文化的主要基礎部分；學校需要真正的學術引領，是因為學校以教育為本。

教育產業化的提倡，雖然以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為背景，以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理論基礎，迎合了一定的市場經濟規律，增強了社會對教育的聚焦，但卻在本質上扭曲和顛倒了教育的性質和功能，片面突出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抹殺了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嚴重擾亂了社會文化建設的正確導向。這種影響的破壞力是非常巨大的，因為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似是而非的概念偷換，在上層建筑領域里非常容易相互滲透，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藐視和摧殘。

不是嗎？“惟利是圖”、“急功近利”已經成了當今社會普遍公認的“浮躁文化”現象，在人們的潛意識里已經“心領神會”。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就是目標迷失、功能失調：從教者無所適從，受教者怨聲載道。

學校管理，已經陷入了“義”、“利”兩難選擇的極其尷尬的境地，以至于把教育本份誤解為“義”，把管理經營誤解為“利”，“兩者兼顧”說就是混淆了的概念，殊不知，如何進行和開展教育活動過程的本身就是管理經營的過程，關鍵是選擇什么樣的教育。

不知何時，早被證明是學校管理弊端的“三本主義”已經悄悄地在學校普遍流行：

以“分”為本，已經成了眾多學校校長的管理“至寶”。因為學校要生存和發展，要獲得更多的“軟硬件”建設的基礎和支持，就必須拿出“高分”，必須在“升學率”上“說得響”，這不是哪個校長的意志問題，是整個社會的認識和概念——教育出效益的現顯需要。政府需要節省投資，學校需要改善條件，個人需要改變命運，于是，“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理直氣壯，“當人民滿意的教師”順理成章，“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慷慨激昂。大家對口號背后危機四伏、道理不堪一擊的實質心知肚明，但在“務實”利益下，“務虛”的較真又有何力？杜郎口、洋思、南通等學校的成名，還不是都在分數上交了“高運”？他們那么多的豐富多彩的教育經驗和實踐即使再真實和貼切，或者說符合教育規律，為什么總需要面對眾多懷疑和質疑的態度：都是分數惹的禍，使得真偽難辨了。

 
于是，以“章”為本在分數的前提下自然擺在了校長的選擇中。由于教師工作時間的不穩定性，常規工作時間、效率的管理非常自然地集中在了教師的“成績”體現上，盡管明知教育效果的滯后性和擴散性，文化人必須文化管理，但最現實和易操作、最有說服力的獎懲制度之本就是分數了。而且還得到了社會的支持，那么多“名師”的涌現，不就是分數的成就？當然，我們不能抹殺這些“名師”在“專業化”成長道路上的理論研究成果。至于那些上班上課備課活動反思總結等等制度措施當然成了擺設，形式主義的泛濫是自然的事了。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校長是懂得“有水平的校長抓課堂，沒水平的校長抓門房”、“有能力的校長抓理想，沒能力的校長抓下崗”順口溜的涵義的。但是，有多少校長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呢？或者根本就沒在用這個心？

以“權”為本，在學校管理中最大的弊病就是一個校長一本“經”，一個校長一“思路”，而且極少考慮原制度政策文化狀態的延續性，一味關注“創新”“創成績”“樹聲望”。鐵打的學校流水的校長，學校的狀態從此無法穩定，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現象就屢見不鮮了。這樣的教育如何做？難道學校教育的命運需要靠“運氣”到一個“好校長”才能正常發展？學生作為“實驗品”的年代何時能休？

 
說一千道一萬學校管理中的弊病，人們很容易就追溯到體制的歸因，其實不然。因為事在人為，關鍵在于管理的人。雖然體制對管理起一定的制約作用，但并不是決定性的，“將在外令有所不受”的應用恐怕現代人比古代人更有“藝術性”了，結果，常常是在過程中被改變的。

怎樣來防止和減少學校管理中的弊病、確立學校管理之魂，還學校教育之本？

 
我以為，具有客觀公正、抑惡揚善的秉性，是從事學校管理的前提：
什么是眼光？高瞻才能遠矚。其中包括對教育的理解程度、對學校管理的特殊性、學校現狀、學校發展、自己個人的特點特長和人格傾向修正等等，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觀察和評價人和事的角度。總之，必須具有一定敏銳和清醒的識人識己、識勢識事的能力。這樣的表述，雖然有空洞說教的嫌疑，但卻是從事校長工作必備的素質，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厚道、有眼光，素質不錯。
說良心話，哪個校長不是希望在處理具體事情中“一碗水端平”？盡管事實也證明沒有絕對的公平，但為什么有著形形色色的結果呢？癥結恐怕還在個人的秉性或者說人格魅力上。特別是面對教師群體，寬容度和欣賞度是成正比的。
最可怕的是漸變而自己毫無察覺。見識廣泛了，接觸的“層次”高了，聽到的“贊歌”多了，說話的“自信心”強了，自我的感覺“良好”了，處事更“藝術性”了，所以，口氣也變了，“站”得也高了，“內涵”更豐富了。所以，老百姓見你怕了！
老老實實做人，實實在在做事比強調無數遍“以人為本”更有魅力。
擁有正確和堅定的教育思想，是進行學校管理的根本：
教育，是讓社會文化得到傳承和進化，永遠是過程而不是結果。
從事教育的著眼點應該是整個社會的發展而不是在社會中逐流。
學校管理需要“耐得寂寞”。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學校領導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領導，其次才是行政領導。”我無意拉大旗作虎皮，但確實為其精彩折服。
學校管理的特殊性就在于集人文管理和學術管理的一體性，其產生的文化影響將擴散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科技含量還是道德意識。

文化是什么？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約定俗成，是習慣成自然的產物，并且隨著社會發展在不斷進化和發展中，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是對這種進化發展進行篩選提煉，促進社會的進步，同時，教育還具備更為重要的創新和領先作用。由于社會諸事物都是在不斷發展中的，所以，教育所體現的只能是過程，要說結果，僅僅是階段性的效果，而且是通過意識形態而不是物質的直接表現。也正因為這個道理，學校教育更加應該重視過程教育。

過程教育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學習，不間斷的學習。學者學，教者更要學，并且必須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因為你肩負著篩選提煉的任務。

當然，這里牽涉到學術研究的問題。我以為，不要把學術研究形式化是當前學校管理中最要注意的問題。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解決已經或者意識到出現的現實問題，應該把這作為主攻，立足于實踐需要，這樣的學術研究才有生命力。找幾個專家作作講座、布置幾個“有創意新意”的主課題子課題，多開各級公開課等，那是“面子工程”，還不如多關注些到各教研組去“煽風點火”“找茬子”來得實在，學術引領最基本和有效的措施就是多調查研究多“灑種子”。

學校管理要“耐得寂寞”，是因為教育是促進社會發展而不是隨社會發展，在目前的喧囂中，需要校長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定力，同時需要付出代價的，包括個人和集體。

教育思想不是泛泛而談，而是實實在在的認識觀點，沒有永遠正確的思想，只有不斷發展的認識，學校管理之本——正確而發展中的認識、頑強而執著的社會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