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個人都支持教育改革。問題在于，何種方式最佳。我支持喬布斯模式。
1984年，史蒂夫·喬布斯通過一則超級碗廣告推出了m ac電腦。這則廣告僅播放了一次，時長僅1分鐘。在這則廣告中，一名女運動員被某極權主義政府頭戴鋼盔的警察所追捕。
高潮是，這名女子縱身躍向一面大屏幕，而屏幕上，“老大哥”正在發(fā)表演講。就在他宣布“我們一定會獲勝”時，她揮舞著手中的錘子砸碎了屏幕。
如果你問我，我們在教育中需要做些什么，我會建議你看看這則廣告。
重定教育游戲規(guī)則
在最頂層，在我們的公立學校培養(yǎng)的畢業(yè)生中，擁有勝任世界上那些最佳職位的技能的人越來越少。在最底層，每年有超過100萬美國人從中學退學。在中間層次，有太多美國孩子在學校中年復一年地虛度光陰，學校從來不激勵他們發(fā)揮自己的潛能。
這不公平，不具可持續(xù)性，也不符合美國精神。而且，這種現(xiàn)象因我們擁有改變它的技術而尤為惱人。
如果你閱讀《紐約時報》的頭版，他們會告訴你，就學生的表現(xiàn)而言，技術帶給人們的希望尚未完全實現(xiàn)。我的回答是，當然沒有。
僅僅給為工業(yè)時代設計的學校配置計算機不會帶來任何改變。只有運用重寫游戲規(guī)則的技術才能實現(xiàn)變化。
我們的孩子在史蒂夫·喬布斯的世界中長大。他們迫切希望學習、而且很快就能接受新技術。在課堂外，他們視技術為理所當然———就他們的讀物而言，就他們聽音樂和購物的方式而言。
但一回到課堂，就好像時光倒流了一般。自上而下、不因材施教的方式令那些能夠完成更難功課的人感到失望。也讓那些需要額外幫助才能趕上的人落得越來越遠。
類似地，教師的才能也得不到施展。一些教師善于授課，另一些善于個別輔導。在合適的體制中，他們能夠像一支足球隊一樣協(xié)同努力，而在現(xiàn)存體制中，他們被視為可以互換的螺絲釘。
我強調的重點不是關于蘋果公司的，而是關于我們在想象力方面的巨大失敗。在這一點上，教育行業(yè)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它仍在向這種瀕于失敗的現(xiàn)狀輸送其陳舊不堪的產品。它面對劣等的特許學校將就了事。它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就是，投入更多金錢。
30年前，教育部發(fā)布報告指出，如果某個不友好的國家將這種劣等教育體制強加給我們，“我們很可能會視之為戰(zhàn)爭行為”。此后30年，花在每個K-12教育階段(美國的免費教育階段)學生頭上的資金翻了一番———但學生的學習成績依然沒有起色。
讓技術進入教育系統(tǒng)
這正是技術的用武之地。正如iPod促使音樂行業(yè)給予其顧客以個別關照一樣，我們能夠使用技術迫使教育系統(tǒng)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例如，我試圖向一個10歲學生講授伯努利定理。根據(jù)這一定理，速度高，壓力就低。聽起來干巴巴的，很抽象。
但是，如果我通過將這一定理與足球明星羅伯特·卡洛斯聯(lián)系起來而使課堂變得生動，情況會怎樣？放一段錄像，讓學生們看一看，卡洛斯著名的弧線球就是伯努利定理的一個實例。然后，假設讓一名波音公司的工程師來解釋為何這一定理在飛機制造業(yè)中十分關鍵，并使用一個應用程序，幫助學生通過玩游戲掌握這一概念。最后，評估工具將使教師立即就能得到關于學生對這一知識點掌握情況的反饋。
而且，更好的未必就是更貴的。例如，佐治亞州的州議員們目前每年在教科書上要花4000萬美元。他們正考慮用iPad來節(jié)約經費和提高學習成績。傳統(tǒng)教科書一印出來就過時了，而數(shù)字教科書能夠更新。
教科書不是省錢的唯一領域。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火箭飛船教育公司的特許學校使用一種將傳統(tǒng)課堂教學與通過在線技術進行的輔導老師引導下的小組教學和個性化教學相結合的模式。迄今為止，這種混合模式已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了學生的成績———省下來的錢可用來給教師漲工資，聘請輔導老師，等等。
我們要清楚以下一點：技術絕不會取代教師。技術所能做的是讓教師與學生有更密切、更人性化和更富成效的互動。它能給孩子以根據(jù)他們的進度和需要所量身定制的授課計劃。它給了學區(qū)一種在給納稅人省錢的同時提高課堂學習效率的辦法。
新的教育標準引發(fā)創(chuàng)新
目前，我們需要做的每件事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我們對以下這一基本問題給出明確答案前，私人部門不會投錢進行他們所需進行的投資。這一問題就是，我們的孩子需要掌握的知識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我并不自命為學術標準方面的專家。但作為一名商界領袖，我對通用標準如何引發(fā)投資和創(chuàng)新的確有所了解。例如，一旦我們?yōu)镸 P3和W i-Fi制定了標準，創(chuàng)新者就有了投入人力物力生產符合這些標準的最佳產品的極大動力。
目前，我們看到，在教育行業(yè)中也出現(xiàn)了相同情況。在過去若干年內，40多個州的領導人和教育業(yè)者攜起手來，就各個年級的學生在數(shù)學和英語方面應該知道些什么和能夠做些什么達成了一致意見。
他們攜起手來是因為，他們考察了全世界的情況。他們知道，舊金山的學生不僅要與同班同學競爭，還要與上海、利馬和布拉格的同齡人競爭。
史蒂夫·喬布斯深諳市場競爭。他曾將我們的學校體系與以往的電話業(yè)壟斷相提并論。他在1995年的一次采訪中說：“我記得看到過一張貼在汽車保險杠上的小標語，上面有貝爾公司的標識，并寫道：‘我們不在乎，我們不必在乎’。這就是壟斷。IBM就曾這樣。毫無疑問，公立學校體系如今也是這樣。他們不必在乎。”
我們必須在乎。在這個新世紀，僅僅是好，還不夠。簡單地說，我們必須用史蒂夫·喬布斯對待他所涉足的每個行業(yè)的態(tài)度來對待教育。愿意摧毀一切無用之物或攔路虎。還有，假設如果我們能夠激發(fā)孩子的想象力，他或她能夠學到的東西將是無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