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一所學校調研時，看到各項工作的秩序井然，看到校容校貌的整潔美觀，學校的每個細節都透出的文化氛圍，我深有感觸，于是問校長：“你是怎樣把學校管理得這樣好？”校長說：“我依靠的是嚴格的制度管理。”  
這話我只信一半。 
不過，由此也引發了我對制度管理的一點思考。 
“制”的釋義主要是“規定”和“限定”。比如，在學校管理中的薪酬制度、工作職責、考勤制度、備課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共同特點是有明確、到位的“度”，它是體現制度的指導性原則的所在。又如，班主任一日工作常規，大型活動管理常規、教師行為規范、中小學生守則等，這類制度的特點就在于其限定性，或者叫做約束性。我們還可以簡單歸結一下，如果前者屬于靜態的“點性制度”的問題，那么后者就屬于動態的“面性制度”，前者的“度”定位很準確，后者的“度”就是一個范圍。 
問題的關鍵就在“度”的把控，我的觀點是，好的制度必有基于科學并透著人文的“度”。 
例如，某學校考勤制度中有一條：“教師在上班時間內不論任何原因，都不準離開學校，否則，按曠職一天處理。”而該校職工曠職一天就得扣除當月的200元滿勤獎。這所學校的管理者用“嚴格”來解釋這一條款，但我以為，這屬于苛刻。試想，如果某位教師家里臨時出現急事，不得不請假去處理，那么，200元就此沒了，豈不冤枉？而類似的問題誰又能保證不會遇到？所以，這一制度條款其實沖犯了所有教師，當然會遭致教師的抵制——至少心里不服。我認為這樣的制度即便能把教師們管住，也絕不能把學校管好，因為這是看守所對罪犯執行的制度。 
還有這樣一位校長，把企業的程序管理全盤移植到學校管理中，凡事都由校長和管理組織制定很細膩的程序來操作，并冠以精細化管理的說解。結果，在校長的“軌道約束”管理模式下，大家都不再主動想事兒，也不動腦思考。用校長的話講，“我就要執行力，只要老師們聽話就沒有做不成的事”。但是，我認為“做成”和“做好”并非一回事，這里的問題就是使學校變成了“生產車間流水線”，工作成了“標準模式”，而極具變數的教育工作由此失去主動性、創造性和靈動性，這是很可怕的管理，屬于制度中的“度”在范圍上控制過小。這樣的校長給老師們的是一張“小楷方格本”，用很小的格子限定和約束了教師的發揮空間。而真正懂得管理，善于發掘教師的工作能動性的校長，一定會給教師盡情開展工作的“大框框”，而不是“小格子”。 
回到前面“只信一半”的話題，我肯定了好學校必有制度管理，但同時我也認為，絕非只要有制度，就可以管出好學校。那么，這位校長所言的“依靠制度”是什么樣的制度呢？問題關鍵就在這里。我想，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這所學校，我們一定會從他們的管理制度中找到兩樣東西，一個是“人文”，另一個是“文化”。 
正如上面的案例，如果制度沒了人味，制度就是“治人”。而受制者在缺乏心靈舒展的狀態下，如何積極工作？如何發揮創造性來做好教育教學？反之，如果制定制度的時候充分考慮到以人為本，考慮到給人以有尊嚴的工作環境，這樣的制度就是把“度”控制在科學、人文的范疇了，就是最好的制度。另外，透過制度看本質，我們一定還能夠從學校的制度管理中找到一種校本文化。比如，在制度出臺的過程中，優秀的校長不會“政出帷幄”，而是通過民主過程，讓教師參與制度建設。這就是民主理校的文化，就是從制度的理性內涵中滲透的健康文化。 
總之，學校離不開制度管理，但若只依靠簡單、生硬的制度來管好學校，就是問題。而問題的關鍵點就在于對制度中的“度”如何界定，包括制度的多與少的問題。我以為，制度應該是精而不濫，應該是制而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