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學校傳統的“我說你聽”管理模式

     對學校食堂不滿意該怎么辦？這一段時間，深圳中學的學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也許同樣困擾著很多學校的這一難題。
    今年上半年，深圳中學學生會與膳管會聯合在校內啟動了關于食堂滿意度的調查，在調查結果不理想的情況下，學生會啟動了“重新招標食堂”的校園公投并獲得67%的學生贊成。

    公投結果通報校方并與校方多次溝通后，重新招標的動議最終卻被校方否決了。否決的理由看起來是合理的：解除合同會讓學校陷入復雜的法律糾紛，更主要的是，校方看來，重新招標治標不治本，改善食堂從改善制度入手更為現實。

    沒有得到校方的支持，學生會和膳管會的學生并未就此止步，他們開始自己動手起草食堂承包合同并與承包人進行直接談判。

    經過多輪博弈，最終達成一致的合同文本張貼在校園布告墻的醒目位置。合同對原材料的采購，食堂的衛生、菜品的利潤以及安全等問題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詳細到“如果菜品中出現了8只以上菜蟲或小蟑螂，食堂承包人要對學生進行相應補償并支付違約金1000元；如果學年內兩次出現成蟲蟑螂，違約金則漲至1萬元，學生還有權直接解除合同。

    隨后，在一封致全校學生的公開信上，學生會承諾全力跟進后續工作，給全體學生一個滿意的答復。

    在處理食堂問題上，深圳中學學生會的“威力”可見一斑，而對于學生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學生處主任王赫早就習以為常。

    王赫告訴本報記者，深圳中學已經建立了一套校園民主的機制，被稱為該校“基本法”的《學生事務管理公約》明確規定，校方在新制定或修改受眾包含學生的規章制度時，有義務向師生公布，接受建議，當學生提出質疑時，校方有義務在規定期限內進行修改。

    有了這一“基本法”的保障，《學生使用手機管理辦法》、《宿舍管理辦法》和《晚自習管理條例》等管理條例都由學生和學生處共同商定，并以學生會和學生處的名義共同頒布。而學生會、議事會、社團聯盟理事會、住宿生委員會、膳管會等82個覆蓋校園生活的學生組織則成為學生參與校園管理、表達利益訴求的平臺。

    在學生會，“維權案”是常用的一種工作模式，權益部通過定期開展問卷調查等方式搜集全校師生對學校管理的意見，然后向相關職能部門和管理人員反映訴求，尋找解決方案。問題解決后，學生會還以公告的形式，將維權案的內容和結果對全校師生進行告知。

    定期舉行的“校長面對面”活動已經堅持了3年，這給校園民主表達提供了一個暢通的渠道，每次交流會，學生都會將一些“尖銳”問題拋給校長。最近一期的交流會上，針對正在解決的食堂問題，學生會提出，由學生會和膳管會監督食堂的履行情況，并在每學年末進行全校公投，公投結果決定食堂的去留。

    除了在全校范圍內公投產生的學生會，獨創的“學生議事會”成為深圳中學的另一亮點。議事會由議事委員（以下簡稱議委）組成，全校共有42名議委，由每個班級公選一名議委代表所在班級行使建議權、監督權和決策權。議事會的“議長”則由競選產生，雖然沒有投票權，但議長要熟練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來掌控議事流程。

    現任的“議長”是高二（11）班的左眾，這個文靜的女孩從高一起當選“議委”，上高二時成為議事會的第三任“議長”。記者見到左眾時，她正帶著“模擬法庭”社團的同學來學生處找王赫探討在校內成立一個糾紛解決機構的可能性。

    議事會的權力有多大？左眾告訴記者，學校凡是涉及學生的管理條例出臺前，須經議事會討論通過，而學生自我管理的規章制度也要通過議事會表決才能實施。

    “上次社團聯盟理事會提交的《校園海報張貼公約》就被議事會給否了。”王赫告訴記者，去年，她帶著社團聯合理事會的同學們花了一個暑假制定的《注冊社團管理條例》也是經過議事會的討論通過才得以執行。在接受“議委”們逐句逐條的嚴謹審核和質詢時，這位經驗豐富的“學生官”坦言，自己也緊張得冒汗。

    高二年級的一位“議委”說，抽出時間來參與學校的公共事務，鍛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也是對公民意識的一種培養。在參與討論和制定管理制度的過程中，學生們也意識到，維護自己的利益的同時，其他人的權益和利益同樣不應受到侵犯。

    “從學校管理的角度來說，冰冷、生硬的管理規定變成了學生能參與討論，并認同接受的東西，最終達成對學校核心教育理念的認同。”王赫說，這是深圳中學推行校園民主帶來直接的好處之一。表面上看來，在校園試水民主是對傳統“我說你聽”的管理模式的顛覆，但在更深層次看來，王赫說，這與學校提出的“專業精神、學術素養、審美情趣”的學生特質培養目標息息相關。

    “除了鼓勵學生們看到問題、提出問題，我們更希望能讓學生學會解決問題，關注問題解決背后的制度、程序以及邏輯，這也是提升學學生能力、培養學生的公民素質的一個重要途徑。”王赫說。